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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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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来,党报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从为生存而斗争逐步走上兴旺发达的道路,既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也总结出一整套的办报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实践和党报理论,具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补充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时值党的八十生日之际,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办报历史和办报经验,对我们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办好党报不无积极意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就十分重视报刊宣传工作,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对出版党报的原则性问题作出了规定。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专门讨论了党报宣传问题。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会议上,决定创办全国性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向导》在上海创刊,刊名“向导”二字由陈独秀题写,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担任主编。《向导》1927年5月迁往武汉,7月18日停刊。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音乐剧《马达加斯加》下。《向导》集中力量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政策,为群众斗争指明了方向,受到广泛的欢迎,并被誉为“黑暗中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办的《向导》等革命报刊几乎全部被迫停刊。8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部努力恢复和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由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重建的报刊一般不用大革命时期的名称。因此,新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定名为《布尔塞维克》,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秘密创刊。193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又在上海创办了机关报《红旗日报》,第一任主编为李求实。1930年10月30日,该报增出独立副刊《实话》。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刚刚建立的党报网络又遭到严重摧残。1933年1月,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党报也随之转移。

  1931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首任主笔周以栗。1934年因红军长征而休刊,1936年1月在陕北复刊。1937年1月29日,为适应新的形势,改名为《新中华报》,首任社长是博古(秦邦宪)。该报初期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兼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机关报——《解放日报》,该报是由《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改组而成。题写了报名,并撰写了发刊词,第一任社长是博古(秦邦宪),第一任总编辑为杨松(吴绍镒)。1947年3月27日停刊。《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它创造性地宣传了中共中央的各项主张,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宣传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解放日报》停刊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没有再办机关报,而是加强了新华社的工作。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同年3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迁入北平,8月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49年起设有社长,先后担任社长的有、范长江、邓拓等;实行总编辑制后,历任总编辑有邓拓、吴冷西等。

  当时,为了宣传革命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还出版了自己的合法报刊,如《新华日报》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1938年10月25日迁重庆,1947年2月28日因的迫害而停刊。第一任社长兼总经理是潘梓年。在出版9年多的时间里,《新华日报》针对国统区的实际情况,正确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为中共在国统区赢得了民心,在我党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除了以上所述及的各类中共中央机关报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共中央还创办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报刊,如《热血日报》、《新青年》、《前锋》、《红旗》、《红旗周报》、《战斗》周刊、《实话》、《斗争》周刊、《群众》周刊、《解放》周刊等。

  中共中央现在的机关报是《人民日报》,这是1949年8月1日由原来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改版而来,当时未作任何声明,期号也未重新编排。从那时至今,《人民日报》就一直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办报时间最长的机关报。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是先办中央报刊,然后在加强中央报刊的同时,又创办一些省级报刊。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后,我党陆续创办的一批省级报刊有:北京地委的《政治生活》周刊(1924年4月27日~停刊日期不详,北京),现存最后一期是1926年7月22日出版的第79期,赵世炎主编;广东区委的《人民周刊》(1926年2月7日~1927年4月30日,广州),张太雷主编;豫陕区委的《中州评论》(1925年8月~1926年初,开封),萧楚女主编;湖南区委的《战士》周报(1925年12月~1927年4月,长沙),夏曦主编;湖北区委的《群众周刊》(1926年10月~1927年4月中旬,武汉)。此外,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党组织也在此间创办有自己的机关报,这些省级党报的形式和宣传中心,一般与《向导》相类似。

  十年内战时期,随着共产党组织的重建,在统治区也出现了一批宣传革命的秘密报刊,如中共广东省委的《红旗》半周刊等。在各革命根据地,一些地方党报也先后出现,如:中共湘赣省委的《湘赣红旗》(半月刊),闽浙赣省委的《突击》,湘鄂西省委的《红旗日报》、《布尔塞维克》周刊,鄂豫皖省委的《列宁报》(周刊)、川陕省委的《共产党》报(三日刊)等。这批报刊绝大多数已在战火中被毁或散失。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抗日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段时期创办的地方党报主要有: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敌报》,1937年12月11日创刊于阜平,1940年11月7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社长、总编辑邓拓,1948年6月14日停刊,是抗日根据地出版最早的一份报纸;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月1日创刊于山西沁县,1943年10月改为太行版,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何云;晋绥根据地的《抗战日报》,1940年9月18日创刊于山西省兴县,创办人及总编辑赵石宾,1946年7月1日改名《晋绥日报》,1949年5月停刊;山东根据地的《大众日报》,1939年1月1日创刊于山东沂水县,首任社长刘导生,首任总编辑匡亚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江淮日报》,1940年12月2日创刊于苏北盐城,中原局书记兼任社长,总编辑王阑西,1941年7月22日停刊。这些地方党报在动员广大群众武装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解放区的报业迅速发展,主要有:华北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华中解放区的《新华日报》(华中版),东北解放区的《吉林日报》、《东北日报》等。

  全国解放后,各大行政区都办有区党委机关报,后来,随着行政区的撤销而相继停刊。同时,中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的党报陆续创刊,从整体上看,这些省级党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大多数都是在本省(市、自治区)刚解放时创刊的,如:《黑龙江日报》(1945年12月1日)、《天津日报》(1949年1月17日)、《山西日报》(1949年4月26日)、《新华日报》(1949年4月30日,沿用解放前《新华日报》报名)、《浙江日报》(1949年5月9日)、《河南日报》(1949年6月1日)、《江西日报》(1949年6月7日)、《湖北日报》(1949年7月1日)、《河北日报》(1949年8月1日)、《福建日报》(1949年8月25日)、《甘肃日报》(1949年9月1日)、《青海日报》(1949年10月20)日、《南方日报》(1949年10月23日)、《宁夏日报》(1949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原名《新黔日报》,1949年11月28日)、《广西日报》(1949年12月3日)、《解放日报》(沿用延安《解放日报》的报名,1949年5月28日)、《湖南日报》(原名《新湖南报》,1949年8月15日)。

  第二,少数是建国后创刊的,如:《新疆日报》(1949年12月6日)、《云南日报》(1952年6月1日)、《安徽日报》(1952年6月1日)、《四川日报》(1952年9月1日)、《北京日报》(1952年10月1日)、《辽宁日报》(1954年9月1日)、《西藏日报》(汉文版,1956年4月22日)。

  第三,有些是建国前创刊、建国后继续出版或改名出版的,如:《大众日报》(1939年1月1日创刊于山东沂水)、《陕西日报》(前身是《边区群众报》,1940年3月25日创刊于延安,1948年1月易名为《群众日报》,1954年10月16日改为现名)、《吉林日报》(原名《人民日报》,1945年10月10日创刊于吉林市,1947年3月1日改现名,1954年迁长春)、《内蒙古日报》(1948年1月10日创刊,前身是《内蒙古自治报》)。

  第四,个别的一报多版,如:《内蒙古日报》办有蒙古文版、汉文版,《西藏日报》办有藏文版、汉文版,而《新疆日报》则同时出有汉文版、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蒙古文版4种文版。

  第五,多数是用省名(或市、自治区名)做报名,只有《解放日报》、(上海)、《南方日报》(广东)、《新华日报》(江苏)、《大众日报》(山东)这四家例外。

  第六,除了极少数报纸如《浙江日报》、《安徽日报》外,各省级党报的报名几乎都是题写的,由此可见对省级党报的高度重视。

  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省级党报不断繁荣发展,1998年5月18日,我国首家以省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挂牌成立。目前,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16家报业集团中有7家是以省级党报为龙头的,分别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众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各省级党报纷纷创立电子版。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省级党报事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发展史,是一部从艰苦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其间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再由农村到城市这样的一个曲折的办报历程。

  我党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就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于上海。由于《向导》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主张,招致了上海租界当局和军阀政府的强烈仇视,因此便在出版与发行上设置重重障碍,没收、查扣《向导》时有发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的其他革命报刊,也同样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迫害,但这些报刊不畏强暴,与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诞生的《热血日报》,便是这方面的典型。虽然这段时期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但由于宣传深入人心,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党报事业迅速发展、红红火火,尤其是国共合作后,党的报刊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党的报刊也因此转入“地下”,坚持用红色革命的旗帜反抗的统治。革命工作者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出版革命报刊,付出了血的代价。一再严令查禁,取缔共产党的出版物,残暴迫害发行者、承印者、贩报人甚至读者。而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地下”报刊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采用了幼稚卤莽的盲动冒险做法,使刚刚重建的党报网络损失殆尽,党报被迫从城市转向农村。

  革命根据地一般都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中国共产党在播撒革命火种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传媒。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办起来的,人手少,条件差,如《红色中华》社编辑部连新闻台在内,最多时只有12人。为突破敌人的封锁,他们自己动手,努力克服物质条件和印刷方面的种种困难。

  党报在农村环境中,经历了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不仅争得了生存,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很多创造,积累了不少经验,聚合了大量的人才和物力,为随后到来的建立全国党报网络,在思想上、干部上和物资条件上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同时,顺利地实现了党报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

  这条“城市——农村——城市”的办报道路,在中外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全国形势基本由战时状态转向和平时期,党报面对的是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建国初的几年,以《人民日报》为核心的党报,积极正确地报道宣传国民经济的恢复,指导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前进,确立了党报的地位和威信。但后来由于抗美援朝等种种可预料及不可预料的因素,党报工作的重心始终未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上来。

  如何在社会主义时期办党报,我们没有经验,因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经强调向苏联学习,但效果不佳。因为苏联的党报经验本身就存在问题,而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又采取了教条主义态度,结果是形式主义泛滥,内容狭窄,形式呆板,实践证明盲目照办外国经验是行不通的。

  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党报道路,《人民日报》在1956年带头进行改革。7月1日,发表社论《致读者》,阐释这次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扩大报道范围;第二,开展自由讨论;第三,改进文风。8月,中共中央将《人民日报》的经验推向全国,由此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新闻工作改革热潮。通过这次改革,党报更受读者欢迎。1957年6月反斗争开始,新闻改革随之中断。1957年到1959年三年间,党报宣传中出现了片面、浮夸等问题,“左”的色彩比较明显。1960年和1961年,中央和各地党报对前三年的宣传工作进行总结反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2年8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由此革命化报道日盛,宣传了一批典型。“”期间,和其他媒体一样,党报成了、“”发动和开展“文革”的舆论工具,党报事业遭到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粉碎“”后,党报重展风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党报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党报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其中在80年代最突出的是引入信息观念、扩大信息量和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在90年代则是网络化和组建报业集团。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努力创新,稳步前进,成为我国党报的基本特征。

  随着党报的创办和发展,实践经验不断增多,因此在理论上的认识也逐渐加深。中国党报理论最初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借鉴了列宁办报思想与俄国党报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报刊的阶级属性,强调党报的指导作用。党的“四大”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指出:“《向导》是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以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

  在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的“地下”斗争阶段中,列宁有关报刊的论著,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在党报实践中广为运用。那时,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因此党报作为当时政权的批判者和群众运动的向导,在办报思想上强调的是揭露和指导。

  中国革命力量从城市转到农村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党,党报便成为执政党的机关报,其性质、任务、工作原则与工作方法等,都不同于过去,而是一个新的历程的开始。

  在十年内战时期,党报肩负着支持革命战争、宣传政权建设、组织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任务,在办报思想上强调的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一名言,当时被广泛引用,甚至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但是,列宁的办报思想如何同中国的报纸工作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中,党报进行了以“增强党性反映群众”为目标的改革。从而走上了成熟发展的道路。同时,也明确提出了一整套党报理论,主要有:党性原则、全党办报、新闻定义、新闻本源、新闻真实性、文风、新闻工作者修养等。这是一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报理论。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建国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布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党的三代领导人也多次发表有关报纸工作的讲话,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形势和新经验,提出了新的党报理念,主要有:党报的五种作用(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政治家办报、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为四化建设和稳定大局服务、新闻队伍建设、利用新媒体等。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年来,经过几代党报工作者的不懈探索和实践,已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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